小的时候，家境窘困，所以平时吃肉的时候是几乎没有的。即使是过年，那一二斤猪肉也要直等到过了初五，在请人的桌子上才可能见到一丁点肉星。然而，童年的年味儿照样是浓郁的。这年味源自母亲的豆坛。

一进腊月，母亲在打扫完屋里屋外、贴好窗纸窗花之后，便开始准备过年生豆芽和磨豆腐的豆子啦。其实，每年秋天，母亲就把队里分给的黄豆都储在了她随嫁的豆坛里，以防耗子糟害。这个时候，母亲就从凉房的角落里把黑黝黝的豆坛抱到土炕上。先拔去紧盖的坛塞，用湿布擦去坛口的尘土，再在炕上铺张牛皮纸，然后小心翼翼地抱起坛子，房檐流水般地把金黄色的豆子顺坛口往纸上倒。我们几个孩子就爬在坛子周围，欢天喜地注视着母亲那一连串娴熟的动作。燥干的黄豆顺着光滑的坛口流出来，发出一种山泉击石般清脆悦耳的串响。待黄橙橙、圆溜溜的豆子倒在纸上，滚来滚去，几个馋嘴的孩子就缠着母亲炒豆吃。母亲奈不过我们的缠磨，于是揭开锅，舀半碗豆子倒在锅里，点上灶火。母亲一会儿蹲下身子拉风箱，一会儿起身用锅铲在锅里翻搅，我们几个孩子则围在钠台上盘算着自己能分得多少。豆子在锅里噼噼啪啪地响，豆香在屋里浓浓烈烈地飘，还没等豆熟，我们这些馋嘴的小猫口水就已经被豆香刺激得不住劲地从牙缝里往外钻。等豆子炒好，母亲就按我们的年龄大小和学习成绩给我们每人兜里分一份。轮到母亲，则顶多捏上一两颗尝尝生熟，从来就没有母亲的份。分完了，我们把手往热乎乎的豆子口袋里一插，蹦蹦跳跳地出街玩耍，母亲则才盘腿坐在炕头上，开始神情专注一根根、一粒粒地挑捡豆梗和沙子。之后，母亲还要厌其烦地摊开豆子，从中选出两碗粒大颗圆的，以备生豆芽菜之用。剩下的豆子去磨豆腐。在我的印象里，母亲对生活从来是极认真的，即使在那样艰苦的日子里。

    母亲生豆芽是极传统的那种。她先用清泉将黄豆淘净，放入盆中，再倒入温水，待豆子泡得鼓涨后，捞出来，捧到陶罐里，接着在豆子的上面苫一块湿润的笼布，然后把罐子移到炕头的角上。怕温度过高伤了豆芽，母亲还在罐底垫一块布垫儿。每当这个时候，我们就围着母亲迫不及待地问：“妈，豆芽啥时候才能长出来呀？”母亲一边在地上忙活，一边嘴角露着笑：“不长。淘好了，用不了几天，就像你们的学习，只要勤苦些，长进就快些。”母亲就是这样，她虽然不识字，但常常用生活中的一些道理教育我们。以后的日子，母亲每天早晚用温水把豆芽各淘一次。每淘一次，我们就围着母亲问一冷次。没过三四天，豆芽果然白白胖胖地长得挺长了。等到豆芽长成，已把罐子撑得满满的了。因为挤得紧，母亲就让我们帮忙扶紧罐子，她自己则用一比筷子轻轻地插进豆芽里往外拨。白嫩白嫩的豆芽倒进锅里松散开，一根根就像刚出世的娃娃舒展白胖，足有大半锅之多。要知道。那锅在北方人特有的大口径铁锅，烧火做饭是不用起灶的，看着自己用汗水浇灌成熟的杰作 ，母亲就笑了，笑得那样甜、那样纯，好像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嘴里还自言自语道：“大年的豆芽旺长了，来年一年都旺，一年顺当。”接着母亲把豆芽洗好煮熟，先给我们调些解馋。那味道是如今从城里买到的豆芽中决然吃不出来的——是富足的生活惯坏了我的胃口，还是慈母的情怀调香了豆芽的滋味？我说不清。剩下的母亲就把它们装进罐里，再在上面撒些矾，然后用清水泡上，以备过年之用。

    接下来的便是磨豆腐了。母亲平时极其节俭，虽然家乡是出产豆子的地方，也极少给我们换块豆腐。但这个时候，母亲又似乎显得十分慷慨，也总是吩咐父亲别忘了给我们舀一瓢豆腐脑，来实现她一年来对我们许了多次的那个诺言。等到父亲把热腾腾的豆腐脑端回来，母亲就把平时节省下的麻油给我们滴上几滴，再切些葱花儿调好，然后分给我们。瞧着我们狼吞虎咽地吃着、喝着，母亲就心疼啦，说：“慢些吃，别呛着，都是你们的，妈不吃。”等我们吃完，母亲就把剩下的又给我们每人舀些分完，边舀边若有感慨地说：“吃哇，吃完了就得等下一年啦！”

     现在想来，母亲是多么的无私啊！

豆腐担回来，渣也端回来啦。我现在怎么也见不到的豆腐渣，母亲却在当时把它们一点儿不剩地调进美味可口的饭菜中，喂大了一个个待哺的生命。

哦，豆情悠悠，母爱深深。母亲，那些流逝了的年味总是叫儿回味无穷。